我祖上三代都是聖公會的牧師。
半個世紀以前，我父親 是沙福克郡的教區牧師。
他是位善良忠心的牧師， 深受會眾的愛戴。
我的家就住在這個坡上一幢 喬治風格的牧師宅邸裡。
我父親退休後，教會把房子賣了。
現在的教區牧師住在另一個村子裡。
教會還出過一位女主任牧師，這要 在50年前，會讓我父親大吃一驚的。
他的教會還是從君士坦丁大帝時代 延續至今的基督教國度的教會，
但孩童時期，我就能看到他所 服侍的教會和社會正在死亡。
現在我甚至不自認為是基督徒， 而是基督教的一位坦誠朋友。
我自己的生平將我變成了有別於西方 基督教的某種東西的象徵--懷疑主義。
它是一種懷疑的傾向，它改變了 西方文化，也改變了基督教。
這變化是怎麼來的呢？
在最後一集，我們將試圖理解 最近的基督教歷史以及它的走向。
2000年來，基督教對存在問題的解答 就是信靠彰顯於耶穌基督裡的上帝。
這一答案賦予生與死以意義，
使人們能夠分辨是非。
但基督教最近的歷史 宛如一片信仰之海，
在科學、理性和進步的 猛烈衝擊下不斷退潮。
但它的故事非常令人驚訝。
信仰的浪潮又倔強地漲了回來。
因為基督教有著驚人的彈性。
在危機中，它重新發現了關於 自身的深刻而永恆的真理。
而那甚至會成為預言未來的一條線索。
基督教歷史
第六集 受審的上帝
我從1995年起就居住在牛津，是聖十字 學院的特別校友和神學院的教授。
我們當地有一家老鷹與小孩酒吧，
它在基督教歷史上其實也有所貢獻， 當然不僅是因為我在這兒喝過酒。
我還在沙福克成長的時候，
這裡就是作家CS Lewis、JRR Tolkien 和他們的朋友時常光顧的地方。
儘管這些作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 他們也都在追問有關信仰的問題。
非常感謝。
當CS Lewis出版了一本關於 基督教主題的論文集時，
他給書取名：受審的上帝。
那個措辭形象地描繪了西方文化 日益喜歡提審基督教上帝的作風。
當然，懷疑是宗教的一個基本部分--
聖經中就充滿了懷疑。
它貫穿於舊約的始終。
雖然在故事裡，懷疑者 勢必要感受到神的忿怒。
就像亞當和夏娃的結局，他們竟 對吃善惡樹果子的結果抱有疑心。
但西歐發生的事的確很奇怪。
懷疑一點點地掏空基督教的 特有結構，天主教和新教。
有時候甚至危及它的根基。
我們會將這種懷疑主義 回溯至啟蒙運動時期，
當時西歐人開始質疑君主的權力、 教士的權力、尤其是上帝的權力。
傳統智慧讓我們相信，
啟蒙運動是由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 在巴黎優雅的沙龍裡啟動的。
但我現在要告訴你，在這之前100年，
上帝就在阿姆斯特丹首次受審了。
17世紀，阿姆斯特丹擁有歐洲 無與倫比的經濟與社會寬容。
這是一個自豪而開放的新興都市，
是商人們的伊甸園， 也是各種觀念的集散地。
還是受到宗教和政治迫害 的人們尋求的避難所。
一位住在該城的傑出而年輕 哲學家將改變西方宗教的法則。
巴魯赫·斯賓諾莎從屬於一個 已在這裡紮下根的難民區。
他們是賽法迪猶太人，
當穆斯林控制的格拉那達於1492年陷落後， 他們被從西班牙和葡萄牙趕了出來。
這是他們的會堂，一度位於一個 興旺的、寬容的猶太區的中心。
你可以感受到這些人 必然懷有的興奮心情，
突然之間，他們可以建造會堂了， 宛如一個主流社區。
他們來到這裡，終於自由了。
來自英國的人會對這些建築 產生一種愉悅的熟悉感。
它就像克裡斯托弗·雷恩爵士於1670年 代同期在倫敦建造的一座教區教堂。
有著同樣的元素：有樓廂、 深色的木器、白色的石灰。
光線從那些碩大的透明玻璃傾洩而入。
不過，當然，它是荷蘭式的。
我覺得與地板的接觸十分舒服。
地上鋪了沙子，當人們踱步 而入時，可以起消音效果。
對許多猶太人來說，來到阿姆斯特丹 就等於重新發現了他們傳統的寶藏，
建立起如此這般的美麗會堂。
但其他一些難民忘不了他們的苦難。
他們忘不了西班牙的宗教裁判。
對他們來說，所有宗教都被那種曾激發 起宗教裁判的同樣瘋狂的教條主義玷污了。
巴魯赫·斯賓諾莎的感覺就像那樣，
他走得如此之遠，以至於質疑起信仰本身。
他不相信上帝是一個 超自然的、神聖的存在。
他也不相信靈魂的不朽， 或神跡的存在。
但斯賓諾莎的上帝 尚未完全從世界上消失。
對斯賓諾莎來說， 上帝與自然是一回事。
這位哲學家是一位溫和、謙恭、刻苦的人，
靠磨眼鏡鏡片為生。
但對他的敵人來說， 他是一個兇惡的怪物。
1656年，他與阿姆斯特丹猶太 社區的關係達到了破裂的臨界點。
他拒絕為了息事寧人交納1000弗羅林。 （弗羅林：荷蘭金幣）
24歲時，他被永久地 趕出了阿姆斯特丹會堂。
這是將其驅逐的命令狀， 「Contra Baruch Espinoza」.
「反巴魯赫·斯賓諾莎」。
當時，猶太人和基督徒都認為 他的觀點是瀆神的和異端的。
但那並沒有阻止他的寫作， 即使出版機會微乎其微。
事實上他最驚人的作品是在 他1677年去世後才面世的。
這本書是第一版的荷蘭語 斯賓諾莎作品集。
非常勇敢的荷蘭出版商 早在1677年就出了這本書，
但還沒勇敢到把斯賓諾莎 的全名印在書名頁上。
它太有爭議了，所以只有BDS-- 巴魯赫·德·斯賓諾莎。
我把斯賓諾莎視為最初的懷疑者。
是第一個敢於與過去決裂、並對 上帝即答案的觀念提出質疑的人。
這就是西方啟蒙運動中 那個特殊現象的發端：
對神聖經典中是否存在著 絕對真理公開予以懷疑。
在他的一生中，斯賓諾莎 都被當成危險的怪人。
他的一位英國同代人也對上帝 的本性提出了根本性的懷疑…
…但他卻被稱頌為民族英雄。
他的探索是在他們稱之為 自然哲學的領域裡進行的。
我們現在稱其為科學。
直到17世紀，如果你真的 夠聰明，你就會學習神學。
而現在，自然哲學家們觀看 天空和地球，並對其進行解釋--
不是通過聖經，而是通過觀察。
他們在倫敦建立了自己的研究院， 後來成為英國皇家學會。
它最著名的會長就是艾薩克·牛頓爵士。
關於牛頓在物理學裡的 突破有一個著名的傳說。
據傳他被一個蘋果砸到了腦袋上，
這個蘋果就導致他質疑一般人 對上帝與宇宙的認識。
這是關於牛頓的最早傳記， 作者是威廉姆·斯塔克萊。
裡面就有那個蘋果與重力的精彩故事。
是的，實際上關於這個 故事有不同的版本。
其中一個談到樹葉從樹上落下， 但我想應該是一個蘋果，
因為蘋果與聖經有聯繫，
作為一個好的故事， 牛頓可能更感興趣。
我明白，所以他是以一個聖經故事 為模型來塑造一個科學發現的？
是的，當然，他也塑造了一個牛頓神話。
牛頓被稱頌為科學的英雄， 但他決不是宗教的敵人。
與斯賓諾落莎相似， 他對宗教做了徹底的反思。
他非常嚴肅地對待聖經， 但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
他花了大量的精力思索 啟示錄中關於末世的預言，
就像他在思考重力的性質時一樣。
他堅持認為，宇宙受動於 創造主上帝制定的法則。
然後這個上帝決定讓世界自我運行。
牛頓的上帝不同於聖經的上帝。
首先，他的上帝是理性的， 就像一位自然哲學家，
偶爾還會沉浸於研究或實驗室裡， 思索末世將要採取的行動。
有許多人，包括身處理性務實 的新教英國裡的神職人員，
他們認為艾薩克·牛頓的觀點言之有理。
也許那是因為，與斯賓諾莎不同， 他把某些更為狂放的觀點保留給自己。
但在天主教的法國，同樣的 想法會有非常不同的影響。
這裡不僅上帝在受審。
天主教會也在受審。
在18世紀巴黎的咖啡屋裡， 會遇到一種新型的哲學家。
他們都是些江湖老手-- 新聞工作者、劇作家和批評家，
將他們團結在一起的力量就是 對偏見和宗教狂熱的敵視。
那是他們在神聖的法國 君主國裡舉目可見的。
他們的國王是一位專制君主，
他宣稱其權力來自上帝， 並期待教會予以認同。
自從路易十四統治以來，羅馬天主教 中一種極不寬容的勢力佔了上風。
在那種背景下，哲學家們更加激烈地
強調對宗教寬容、思想自由 和平等權利的需求。
以他們中最為著名的人物伏爾泰為例--
他的筆名是Francois Marie Arouet, 是一位公證人的兒子，終生筆耕不輟。
有人告訴我，他每天都 要來 Le Procope咖啡館，
喝上40杯的咖啡加巧克力。
奇怪的是，他竟然還能活到高壽。
當他於1778年以84歲的高齡去世時，
他被拒絕舉行基督徒的葬禮。
今天，伏爾泰的遺體 依然安放在這座陵墓裡。
偉人祠，沒有什麼能比它更 恰當地象徵啟蒙運動的寓意了。
因為這最初是一個非常奢華的教堂， 由法國國王路易十五建造。
現在上帝已被放逐，
這個地方就成了存放法蘭西 共和國最偉大屍體的地方。
伏爾泰是偉人祠裡最為著名的死者之一。
人們尊崇他為懷疑主義的主要先知之一。
他以非凡的才智和刻薄 的諷刺與天主教會作戰。
他仇恨那些被他視作是 獨裁、迷信和冥頑不化的人。
但除此之外，他也攻擊 關於上帝公義性的觀念。
起初，伏爾泰贊同那種觀念： 即存在著一個仁慈的創造主上帝，
一個裁判人類道德和正義的法官。
甚至在他70多歲時，他還寫道： 「如果上帝不存在， 就有必要把他發明出來。」
那的確暗示，我們需要上帝。 但還是冷嘲熱諷的。
然而，在他的內心， 伏爾泰早就譴責上帝了。
他的判決是由一次可怕 的自然災害激起的。
那場災害選擇了在最 不合時宜的場合爆發。
它發生在1755年的里斯本，
一場劇烈的地震爆發於全城人 聚集在教堂裡歡度節日、 燭光搖曳在每一個角落時。
教堂和人慘遭滅頂之災，很快整座 城市不是淪為廢墟就是化為灰燼。
當倖存者掙扎著逃到 水邊的安全地帶時，
一場巨大的海嘯又向他們撲來。
數以千計的人溺斃。
如此可怕的災難， 慈愛的上帝又在何處？
伏爾泰被某些人的觀點嚇得魂不附體，
他們相信地震是上帝為了一個完美 的世界而實施的神聖計劃的一部分。
他的回應是一部尖刻的諷刺小說： 康第德（老實人）。
康第德是一個天真的呆子-- 他的名字就表達了這個意思。
他的家教是一位沒腦子的 樂天派邦葛羅斯博士。
他的警句就是，「在一個可能世界 中的最好世界裡，一切都是最好的。」
這個故事以康第德完全明白了 邦葛羅斯錯在何處而結尾。
伏爾泰是某種傾向性的極端例子， 對我來說，這種傾向性似乎代表了
啟示運動文化中最為特殊的、 最不同尋常的東西。
它不斷從其自身後退，從每一個 角度做著客觀的核對、比較、審查。
沒有哪種信念能被豁免。
每一個假設都帶有健康警告。
這種傾向有許多好處。它產生出一種 清明的理智，一種健康的懷疑主義，
它也涵養起一種自信，使西方文明 成為歷史上最富活力的文明之一。
啊，真恐怖，這就是我。
但正如伏爾泰自己努力揭示的，
對人類過分樂觀從來不是什麼好主意。
他的懷疑主義，在錯誤的手中，受到 扭曲並被用來消滅上帝和整個天主教。
7月14日，法蘭西慶祝其 歷史上最具標誌性的時刻。
1789的那一天，巴士底獄的 槍炮聲宣告了法國大革命的開始。
整個歐洲都對大革命的消息充滿熱情。
「活過那個黎明的人是有福的。」
這就是威廉·華茲華斯在回顧 其青年時代時對它的記憶。
但在1789年，認為啟蒙運動的 理想已經實現也是情有可原。
自由、平等、博愛近在咫尺。
但擋在路上的卻是根深蒂固的社會和政 治特權，它當然體現在法國的君主制
以及1500年來支持這一制度的貴族 階層中，但也體現於天主教會中。
「哲學家」充其量只能嘲弄教會，
但革命者們卻擁有實際的權力， 剷除教會在土地和財產方面的等級制。
起初，許多被排斥於財產 和特權之外的低級教士
熱情地支持革命對一個有著 明顯缺陷的系統的改革。
但當革命者們開始沒收 價值連城的教會財產，
並且比波旁王朝更加干預 教會管理時，關係迅速惡化。
那個以終結特權起家的力量迅速墮落。
革命開始展現出其可怖的一面。
被法國「哲學家們」所竊笑 的懷疑主義被革命者所利用，
並被以一種可怕的規模和速度 極端化為對付教會的手段。
這是1792年9月2號 被謀害的100多位教士的遺體。
在巴黎加爾默羅修會女修道院 的空地上，他們被砍翻或射殺。
九月屠殺向四處蔓延，在以後幾天裡，
數以千計的天主教徒由於以 信仰的名義抗拒大革命而被殺害。
大革命試圖毀滅基督教。
1789年前，能舉行彌撒 的法國教區不下4萬個，
而到了1794年，只剩下150個了。
法國軍隊攻陷了羅馬 並且拘禁了教宗庇護六世。
革命者甚至提出了一個替代的理想，
他們希望這個理想能激勵人民能像 神父為基督而死那樣為革命而死。
這一新的事業就是自由、平等和博愛。
它拼湊起自己的新宗教，一個 取材於古希臘和羅馬的大雜燴。
在巴黎聖母院的舞台上， 由一位女演員扮演理性女神。
她沒能堅持多久， 理性的勝利也就到此為止。
法國大革命並不能根除 基督教對人民的控制。
1799年，拿破侖·波拿巴在一次 軍事政變中接管了法蘭西共和國。
在他為未來描畫的藍圖中，核心 就是與天主教達成一種新的協議。
拿破侖把握住了革命者未能 把握住的關於教會的真理。
它並非只是玩世不恭的 國王和貴族手中的玩物，
它還賦予窮人和無助者的生活以意義。
對天主教會來說，19世紀成為了一個 信仰高漲、甚至擴張的偉大時代。
這座位於布倫的大教堂 在革命中被徹底摧毀。
現在它正被緩慢地重建為巴洛克式。
他們計劃將它的穹頂建成除了羅馬 聖彼得大教堂外世界上最高的。
當教堂的穹頂越來越高時， 教宗的調門也是越來越高。
1814年，教宗凱旋羅馬。
歐洲列強都看到了天主教顯出 的力量要比它們的更加偉大。
儘管經歷了啟蒙運動和大革命， 天主教會卻顯得比以往更加堅挺。
這些是諾曼地本尼迪克修會 聖萬德裡耶修道院的修道士。
19世紀末，他們回到了 他們在修道院的家。
它在大革命期間被褻瀆， 教堂被摧毀。
但他們又回來了，過著與 中世紀的修道士同樣的生活。
只是現在他們是在一個 改建的倉庫裡進行崇拜。
你是否覺得這是對法國 大革命的一次勝利？
我不知道我們是否能談到對法國 大革命的勝利，但我想是那個…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在設法治癒某種 既影響了教會又影響了國家的創傷。
現代的法國存在著內部的分裂，
我想每一個法國人在一定 程度上也是自我分裂的，
雖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這一點。
我們所做的就是設法與 我們的過去和睦相處。
一個美滿的結局？
幾乎是。 幾乎是?
因為，當然，在這個世界上， 從來沒有一個確定的美滿結局。
修道院生活的驚人恢復顯示出 天主教不只是關乎權力和財富，
它也關乎通過謙卑和禱告 而獲得的靈性成長。
也許男女修士們在他們的靜默 中能較為容易地看到這一點。
但仍然存在一種危險，基督教會 可能太過輕易領受它的新勝利了。
因為斯賓諾莎、牛頓和伏爾泰 提出的問題並沒有消失。
天主教和新教都不能迴避傾聽
那堅持不懈的困惑之聲 和發自良心的質疑。
這些現在越來越集中於基督 教信仰的基礎--聖經上。
這是位於德國圖賓根州的中世紀小城。
著名的新教神學院的神學家們
開始向接受啟蒙的世界 證明基督教是真實的。
他們的方法是分析式的， 他們的傾向是懷疑主義的。
1835年，一位年輕人的工作， 大衛·弗裡德裡希·施特勞斯，
將整個歐洲的目光轉到圖賓根。
在這個曾是大學圖書館的房間裡， 施特勞斯寫下了一本大膽的書，
一本名為《對耶穌生平 的批判性研究》的傳記。 （國內譯作《耶穌傳》）
他想做的事就是證明耶穌 的確存在過並且傳過道，
但他的耶穌並不是上帝的 獨生子，只是一個人而已。
聖經就是一部人類的作品， 就像莎士比亞的劇作一樣。
它的真實性與哈姆雷特或 李爾王的真實性別無二致。
它是真理，但它不是歷史性的真理。
施特勞斯取消了耶穌的神性， 並且拒絕聖經的權威性。
它只是眾多書中的一本，
而新約的敘事主要是 神學象徵手法的產物。
無意中，施特勞斯攻擊了基督教的核心。
施特勞斯的觀念毀掉了他的職業。
他的書出版僅僅幾周之後。 他喪失了在圖賓根的教席。
當他被提名擔任蘇黎世大學的神學教 授時，街上的騷亂使他們無法任命他。
我們不必為他太過惋惜，因為 他實際上終生都在拿教授薪水。
但最終，他對基督教的真理 失去了任何的感知能力。
他發現來世的觀點沒有意義。
我認為在眾多質疑傳統基督教的人士 中，施特勞斯是最為令人心動的一個。
因為，我也是一位教授， 而且我每年也要接觸數百本書。
如果上帝的真理是立基於一本書上，
並且你開始象對待其他任何真理一樣 對待那本書，真理就會陷於困境。
我也需要別人讓我信服： 聖經的確是不同的。
那就是我只能算是基督教的 一位坦誠朋友的主要原因。
在不到兩個世紀裡，西方基督教會 的真理受到了接二連三的審判。
牛頓挑戰了上帝干預世界的觀念，
伏爾泰挑戰了上帝公義性的觀念，
革命者們質疑了天主教會的權威，
施特勞斯質疑了聖經的權威。
後來，查爾斯·達爾文在化石 記錄裡發現了證實這些懷疑的證據。
但基督教並沒有退縮。
啟蒙運動的觀念逐漸成為了
體面的、戴著大禮帽的歷史學家、 科學家、政治家、甚至主教們的信條，
成為了維多利亞時代相信時代 會穩步向前的樂觀信念的一部分。
但教會似乎依然佔領著道德高地。
它依然堅持對一個真理的所有權--
只有它知道如何分辨是非。
請注意，二分之一的教會在為抵抗 啟蒙運動的質疑做著背水一戰。
天主教感受到學術界 挑戰聖經權威的威脅。
但它的反應僅僅是說不。
1907年，教宗庇護十世譴責了 他所謂的顛覆教會教導的陰謀，
並且給它打上了「現代主義」的標籤。
不幸被視為現代主義者的天主教徒 發現自己被打成了信仰的敵人。
官方對現代主義的惡意反擊在 天主教為新的教義指導所做的 大量評估中投下了長長的陰影。
天主教會覺得自己四面楚歌， 20世紀則讓它更有理由如此認為。
因為庇護十世未曾注意到真正的、 更為可怕的現代主義--戰爭。
20世紀發生的事件蓋過了法國大革命。
並以無法預見的恐怖揭示了將要 改變社會、政治和基督教自身的力量。
1914年6月在薩拉熱窩街頭 對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刺殺
將各歐洲帝國拖入了第一場 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之中。
對大戰的直覺體驗開始切除一個 殘存的、未受質疑的基督教真理--
它所自許的道德貞潔。
這裡的人所目睹的恐怖是他們 遠在家鄉的親人簡直無法想像的。
它如今綠意盎然，恬靜安祥， 許多東西都已蕩然無存--
泥土、耗子、噪音、隆隆的炮聲。
尤其是，人們的恐懼以及在一次 又一次躍過陣地時所感到的空虛。
那一切都過去了。
這本小書名為「出征：士兵日誌」。
它是倫敦戶外宣教會發給所有士兵的。
它的工作就是試圖將基督教、 耶穌與英國的事業聯繫起來。
比如，這首讚美詩怎麼樣？
「誘惑面前不屈服， 因為屈服就是罪。
每個勝利皆助力， 讓你下次不會輸。
英勇戰鬥不停步， 陰暗慾望要克服。
永遠注目主耶穌， 他將帶你越險途。」
讀這首詩讓人感覺不寒而慄。
特別是在這麼一個鼓動基督徒 去殺死其他基督徒的地方，
而他們也被保證說上帝站在他們一邊。
上帝並非頭一次被用作神聖的徵兵官，
但這是頭一次以他的名 而展開的全球大屠殺。
5年內有一千萬人死於非命。
我們來到Etaples，因為這是 法國最大的大英帝國戰爭公墓。
葬在這裡的人來自印度、 澳大利亞、加拿大、非洲。
還有一些德國人，
我注意到他們被貶黜到公墓的邊緣， 與大英帝國的原住民軍隊在一起。
這就是一場世界大戰及其 所造成的工業規模的死亡，
他們不僅死於戰壕裡，
因為大多數埋在這裡的人實際上是 由於受傷而緩慢地死在醫院裡的。
這個耶穌受難像設在 非常靠近前線的路旁。
所有的受難像上都有耶穌在十字架 上的傷口，但這個有額外的傷口，
彈孔，基督身體上的巨創。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一個更加 寬廣的意義上傷害了基督的身體。
殖民地的軍隊被帶入一個對他 們漠不關心的歐洲大屠殺之中。
對許多人來說，西方基督教的 道德信用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在歐洲，一代人失去了他們 的理想、他們的樂觀精神。
但基督教現在面臨著一個可怕的挑戰，
與法國大革命相似，它威脅 要徹底毀滅基督教。
並使許多基督徒未能覺察到 甚至更加邪惡的道德誘惑。
威脅來自啟蒙運動的另一個 孩子，「科學社會主義」。
卡爾·馬克思和弗裡德裡希·恩格斯 在他們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寫道，
只有廢除宗教，自由才是可能的。
1917年，科學社會主義付諸行動。
當布爾什維克攫取了對俄國革命的 控制、並使其屈從於他們的意志時，
他們就把教會視為敵人， 如同法國大革命曾經做的那樣。
而俄國共產主義殘忍對付基督徒的時間 要比法國在1790年代的短短10年充裕得多。
因此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許多 害怕共產主義擴張的基督徒
傾向於對任何反共組織寄予同情。
歐洲基督教與那些對愛的上帝不感 興趣的各種勢力結成了致命的聯盟。
教宗先是與墨索里尼達成交易，以便 為教會在法西斯意大利謀一席之地。
然後是與西班牙殘暴的 長槍黨黨魁弗朗哥，
他很可以把自己樹立為 天主教會的捍衛者，
因為他的共和派敵人 焚燒教堂並屠殺教士。
但基督教與這些右翼勢力的聯繫，
沒有一個比與希特勒的 仇恨福音掛鉤更有破壞性。
他的目標是一個雅利安的未來， 國家社會主義。
它成為20世紀毫不含糊的惡魔。
坐落在靜謐的柏林郊區的馬丁·路德 紀念教會，有一個讓人很不舒服的歷史。
它是1920年代由保守的德國 民族主義者計劃成立的，
以頌揚德國的特性，路德的遺產。
但當它於1930年代實際成立時，
它被納粹挾持為自己的宣傳工具。
於是這個組織在一次 紐倫堡集會中首次亮相。
開始時，希特勒想要把新教的國家教會，
幾乎都是路德宗的，整合成一個 立基於納粹方針的單一的全國性教會。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任命路德 維希·穆勒擔任帝國的主教。
穆勒是一個自稱為德國基督徒 的小型組織的領導人，
他們要比歷史上任何其他的基督教團體都 更加激烈地要求清除基督教中的猶太根源。
他們說耶穌基督不可能是一位猶太人。
沒有幾個基督教教派會公開地 蔑視諸如同情或謙卑等美德，
但他們就會。
他們實際上自稱耶穌基督的突擊隊。
曾經用以裝飾教堂的萬字徽都沒了，
它們都被鑿掉或者用石灰粉刷一新。
但餘下的東西仍能對基督教 與納粹的勾結提出責備。
但我們永遠不應忘記，基督徒仍在抗爭。
一次短暫的、但令人鼓舞 的抗爭來自教宗本人。
1937年的聖枝主日，教宗庇護十一世 的牧函在成千上萬個講壇上被宣讀。
它抨擊希特勒背叛了對教會的保證，
並且譴責那種割裂猶太 根源的基督教觀念。
此外還有零星的反抗。
很大程度上是德國的個別 基督徒對納粹政權的抵制。
我會見了一位牧師，他曾加入為 反對納粹而新成立的認信教會。
他提醒我，要抵制政權有多難。
良心反對是不可能的。
曾有人拒服兵役，結果被處決了。
所以我試圖作為士兵來保持牧師的身份。
是什麼使你看穿了這些鬼話， 而這麼多人卻識不破？
希特勒是用一種虔誠 的語氣來出賣人民的。
他說，「上帝派我來解放你們。」
許多自稱為基督徒的人也是納粹 主義者，至少在政治上是。
他們醉心於他們的偶像 崇拜和希特勒的個人魅力。
這是一種世俗崇拜，這真的是…
…難以…
…削弱。
但顯而易見，加入認信 教會從一開始就很危險。
不，你不能從結尾去讀這段歷史。
我們當時無法想像會發生什麼事。
（希特勒的演講錄音）
當世界四分五裂時，一項最為 嚴重的反人類罪行在整個歐洲
以一種無情的效率實施著。
它將使基督教會的道德 權威受到進一步的污損，
並使基督教與猶太教的歷史 關係暴露出深深的裂痕。
這是位於波蘭的奧斯威辛-比克瑙，
希特勒最大的死亡集中營。
它是150萬人沒有墳墓的公墓--
波蘭人、吉普賽人、 同性戀者、殘疾人，
但絕大多數是猶太人。
歐洲十分之七的猶太人 就是死於這樣的集中營裡。
這是基督教會未曾予以抵制的罪行。
在集中營裡，男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大約 是五、六個月，女人大約是三、四個月。
這地方讓人毛骨悚然。
告訴我，這裡會有多少人？
黨衛隊計劃一個這樣的 棚屋關押大約700人。 哦
如果床上的人太多， 囚徒就睡地板。 是。
這種地方與基督教的福音格格不入。
我的意思是，它不僅在明顯的層面上反 對基督教福音--仁慈、憐憫、真理和愛。
而且在更深刻的層面上 反對一個基本的事實，
即基督教是關於一個人的講說， 那個人既是人又是神。
設計這個地方就是用來剝奪 人的人格，使他們不能成為人。
這不是說納粹是反基督教的，
它甚至不是說猶太人被殺是出於 種族原因、而不是宗教原因。
納粹之所以能夠犯下 邪惡、毀滅性的罪行，
乃是因為他們擅長利用各種神話， 那些潛伏於人們腦海中的神話。
一個神話就是猶太人是基督的殺手， 是基督教文明的敵人。
從那個意義上講，基督教命中注定 要被捲入對猶太人的殺戮之中。
我從英國基督教裡所領受的那種深思 寬容的精神使我很難面對這一事實。
我知道許多基督徒不認同我， 並對這個結論感到不快，
但這是我的立場，我只能如此。
戰後那些年裡，我是一位 在沙福克漸漸成長的小男孩。
我對基督教面對的挑戰知之甚少。
1950年代，出席教堂的人數在一個 疲弱驚恐的歐洲實際上是增加了。
但那種情緒已經消失。
20世紀前半葉的恐怖提出了伏爾泰 面對里斯本地震時提出的古老問題：
在奧斯威辛，愛的上帝身在何處？
任何宣稱對真理擁有絕對主權 的體系都會令歐洲大病一場，
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基督教。
所以不足為奇，在20世紀下半葉，
歐洲基督教遭遇到一種史無 前例、幾乎是輕浮無禮的情緒--
宗教冷漠，
無動於衷。
社會的變革帶來了 對性與婚姻更加緩和的態度、
社會等級之間的流動、 和更多的個人選擇。
在此情況下，越來越少的 人選擇在教堂度過週日。
那麼什麼樣的基督教能在這樣一個 基督教國度退潮的氣候裡生存下來？
在特拉法加廣場的邊緣聳立著 一座聖公會的教區教堂。
它告訴我基督教在過去 幾十年間發生的許多事情。
從表面上看，田野聖馬丁教堂 是一所國教教堂--
供皇室、海軍部和唐寧街 10號使用的教區教堂。
但那不是它享有國際知名度的原因。
聖馬丁教堂致力於探索教會在 一個世俗化的、懷疑主義時代 所具有的意義並有所創新。
歷史上，它從未逃避爭議。
因此，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 它力主和平主義。
大赦國際就是在這裡的 一個座位上被想到的。
戰後，聖馬丁教堂為無家可歸者 設立了它自己的社會關懷部門。
幫助無家可歸者的慈善團體Shelter， 就是在它的地下室成立的。
事實上，它在那些影響了上半個 世紀的道德問題上一直走在前列。
毫無疑問，我們是英國國教的一部分，
但我們也很會顛覆它、傷害它。
我們的隔壁就是南非大廈。
從1950年代開始，在南非大廈外面 舉行的反種族隔離的守夜活動，
就得到這裡的支持。
很難回憶起那在過去是多麼惹人非議。
但我們回想一下撒切爾夫人在 1980年代還稱曼德拉為恐怖分子，
就可能對當時的情況有所感覺了。
我們所希望的就是我們 有勇氣去開闢新的天地，
並且我們所犯的錯誤都不是方向性的。
我想教會在上半個世紀所面臨的最大考驗，
就是在性別、性和性慾問題上的認識革命。
它實際上是自斯賓諾莎以來 三個世紀辯論課題的結晶。
我們人類是如何做道德決定的？
我們到哪兒去尋找道德權威？
作為一個處在教會關於性爭議之中的男 同性戀者，我曾反覆思考過這個問題。
性別和性慾是怎麼回事？
這個引發了如此多的憤怒和衝突 的問題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想你得說，這個問題正取得進展， 不僅在教會裡，而且在世界上。
通過有關同性戀合法化和法定 結婚年齡平等化的長期辯論。
實際上，教會對這個過程始終感覺不爽。
我認為難點在於，聖經對於 忠實的同性關係什麼也沒說，
因此，聖經中所譴責的問題 並不是我們現在處理的問題。
你的話實際上十分令人震驚--你說 聖經沒有對一個重大的問題給出答案。
我認為聖經的確有一個答案。
但完全不是針對同一個問題。
我想聖經的答案就是， 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
就是愛、忠實、誠實的關係。
聖馬丁教堂只是西方的新教基督徒
試圖以現實主義和謙卑精神 重建基督教道德的一個範例。
當然，他們的答案並非唯一的。
倫敦中部的其他教堂擠滿了人，
因為他們宣揚一種福音派的 新教信仰，肯定古老的真理。
還有另一半西方教會-- 羅馬教宗的教會。
20世紀天主教的重大事件就是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它是由教宗約翰二十三世於1962年 召集的，十分出人意料。
梵二會議將崇拜語言由拉丁語 轉變成當地人民的語言。
它不僅把手伸向新教和 東正教的兄弟基督徒，
還為近兩千年來的基督教 反猶主義向猶太人道歉。
在與過去決裂中，梵二會議暗示，
教會終究不可能擁有一切答案。
30年前，它似乎指出了 羅馬天主教的未來，
即不斷的變革，在信仰中勇於試驗。
但在1978年，一位波蘭主教 成為了教宗約翰·保羅二世。
在梵二會議上，他對所有的 主要決議都堅持投反對票。
從那以後，一直存在著為天主 教會的靈魂而展開的爭鬥。
教宗制的本能始終是從頂部發佈命令，
在一個變動的世界裡重申古老的確定性。
天主教，如同新教一樣，
因為斯賓諾莎三個世紀之前 首次提出的問題而分裂。
在這個系列裡，我梳理了一個信仰的歷史，
它始於一個鮮為人知的猶太宗派， 進而擴張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
基督教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與耶穌 基督，那位復活的神子，相會的歷史。
對一些人來說，比如 東方教會和東正教會，
這種會面是通過儀式、傳統或 神秘主義者的精神生活實現的。
對西方天主教會來說， 是通過順服教會實現的。
而對新教來說，是通過聖經實現的。
這就是在基督教發展過程中 十分引人注目的多樣性。
它深入到每一個大陸， 並且適應了新的文化。
那就是一個世界性宗教的標誌。
那麼基督教在21世紀將去往何處呢？ 什麼是它的未來？
Well，那取決於你身在何處。
在我環繞亞洲、非洲 和拉丁美洲的旅程中，
我一直被基督教生命的雄渾豐沛所打動。
我想五旬宗尤其會讓我們感到驚訝。
事實上，他們自己也可能會為他們在 基督教歷險中所發現的東西而驚訝。
在歐洲以外，基督徒的人數 正以驚人的速度上升，
但在西方，他們在回落。
那麼，在這個首先懂得懷疑的 基督教大陸裡，教會又將如何呢？
在泰唔士河上，教會 能承擔起它的使命嗎？
當我年輕時，倫敦的泰唔士河是條死河--
沒有魚，船塢荒廢並且 逐漸朽壞，沒有生命。
但看看它的現在。
如果教會史能向我們提供什麼教訓，
那就是它在面對嶄新的危險時 有一種非凡的重塑自我的能力。
現代世界向教會投擲了大量東西--
懷疑主義、自由、選擇。
但現代性並不能擺脫那些最古老的、 置身於人類棘手事務核心處的問題--
是與非、目的與意義。
一位睿智的多明我修會的老會士 曾對我提到聖托馬斯·阿奎那的話。
「上帝不是答案，他是問題。」
只要教會繼續努力去尋問問題， 它就永遠不會死亡。
要記住，基督教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宗教。
在15萬年的人類歷史中， 它僅度過了2000年。
如果它已經透露出它所有的秘密， 那才是非常令人吃驚的。
讓我們拭目以待，
而那正是基督徒於傍晚時分在耶路撒冷 各各他的十字架下聚集後一直在做的事。 （各各他，又名髑髏地。 耶穌被釘死的地方）
為什麼不參加開放大學的在線調查--
「今天做一名基督徒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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